西尔万的作品《落叶》（左）与叶永青的《冬日的记忆》（右）。（资料图/图）

“挺震惊的，没有想到这样一个业界也是很尊重的，叫作‘叶帅’的艺术家会做这样的事情。”王凯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事件经过四年拉锯，最后的结果符合艺术界大多数人的预期。不过，她和另一名艺术评论人刘化童都认为，500万元的赔偿并不高，特别是考虑到叶永青动辄数十万上百万元的画作收入。刘化童直言，这对于艺术界或许起不到震慑作用。

诉状显示，西尔万方曾主张赔偿5000万元。对于赔偿金额，吴涛解释，著作权法规定，原告需要证明自己的损失或对方的非法获利，但有时候这很难，“你不能证明他的买家不买他的画，就一定会买你的画，所以原告的损失很难证明；你也很难证明他的获利，他在拍卖，但是拍卖获利的因素很多”。

一审判决的500万元，是中国新著作权法中法定赔偿的最高额度。吴涛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法定赔偿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主要包括西尔万与其画册的知名度，叶永青的知名度、侵权的恶劣程度、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以及诉讼期间他对于整个案件的态度。“我们认为这500万的赔偿金额是一个合适的金额，体现了中国法院的公平性。”吴涛说。

过去的四年，除去赔偿额度无法确定，吴涛对打赢这个案子始终抱有信心。出于这个原因，一审判决前的几个月，他花了许多时间安慰西尔万。

西尔万向法院提交的画册于1990年3月在比利时印刷完成，用于该时期画展宣传使用。1990年代初，叶永青走出国门，成为最早与西方交流的一批中国画家。1993年以后，他每年都会去欧洲。这构成了叶永青接触西尔万画作的可能性。

西尔万方从雅昌网的拍卖记录和实体出版物中寻找侵权证据，侵权画作从最初发现的几幅，增加到最后法院认定的122幅。吴涛透露，案件判决书将近200页，其中大半篇幅在逐幅评定涉案的作品侵权情况。这项工作繁琐复杂，法官将西尔万的权利作品摆在左边，右边放叶永青的侵权作品，从色彩、线条、人物构造、整体布局等方面进行比对。其中涉及不同类型的侵权形式，有的是整体侵权，有的是部分侵权，“像排列组合一样”。

吴涛代理过大量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他表示艺术作品的比对评定，关键在于评定相似之处是否带有独创性，有独创性的在先画作构成作品，在后的画作就不能与在先作品相同或者相似。比如，同样是画鸟，假设在先的画家对鸟的呈现为美丽而上翘的两个大翅膀，加上长而细的鸟嘴。如果自然界真有如此形态的鸟，那么在后的画家也可以如此描绘，因为这样的翅膀和鸟嘴属于公共领域的元素；如果自然界没有这样的鸟，那么在先画家对鸟的刻画具有独创性，构成美术作品，在后的画作如与在先的作品相同或者相似，则构成侵权。类似这种细节，需要权利作品与侵权作品“一一比对”。

一审宣告胜诉后，比利时荷语区最大的报纸刊登了此新闻。“欧洲那边艺术界也看到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决心和力度，对于中国树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形象起了一个巨大的推动作用。”吴涛说。

当代艺术界的创伤与沉默

这起侵权事件，随着近日判决暂告一段落，但它对艺术界造成的影响远未消失。王凯梅指出：“跟所有行业一样，信誉坍塌需要很长的时间、机会和各种人的弥补努力，去把它重建。”

“当它发生之后，他的PR团队进行的各种操作，让人觉得更不可信任。”王凯梅举例，他们谈到中国古代艺术对临摹、模仿的容忍，“古代大师对大师的模仿，和抄袭是两码事。”

王凯梅感到痛心，对于当代艺术界来说，叶永青那代人本来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启蒙时代。当时诞生的西南画派、上海抽象等奠定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基础，在国际上形成了自己的阵势。

刘化童分析，类似叶永青，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被曝抄袭发生于1990年代，都是在利用信息不对称。“中国的当代艺术圈融入世界是1990年代中期，比如说参加意大利的威尼斯双年展、巴西的圣保罗双年展，真正建立起联系是2000年以后的事，而互联网普及也是2000年以后的事。他当时这么抄，因为中国跟世界的艺术交流没有那么频繁，不容易被揭穿，知识产权也还没有（明确）规范。”

考虑到侵权作品流通的时间，这起抄袭大案绵延超过25年。这些年里，叶永青的侵权画作持续出版、拍卖、展览，为何直到远在异国的正主发现之后才被曝光？刘化童表示，“首先艺术很小众；第二，艺术圈各种人群利益夹杂不清。正常情况下来说，比如该维权的是买了叶永青作品的人，但是他们不会曝光——‘我是高价买，一旦曝出来它是抄袭的，我在二级市场（拍卖），能出得了手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资产损失’。”

叶永青侵权案判决后，南方周末记者尝试联系多名业内人士，绝大部分人不愿过多讨论，有人顾虑“得罪人，得罪四川美院”，一位策展人回应“感到很难参与，他曾经是对我们很好、很受尊重的长辈，但整件事和回应方式都令人不能接受”。当南方周末记者询问是否有可能找当代艺术家来谈论这个事件时，刘化童表示，他在朋友圈转发了新闻，但画家朋友们基本沉默，“你就别期待艺术圈能够成规模地公开谈论这件事儿”。

在策展领域，目前并没有避免侵权作品参展的机制，全凭策展人把关。王凯梅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自己摸索形成了一些筛选艺术家与作品的方法。决定做一个展览之前，她会到艺术家的工作室参观，问他们问题，如“你这画哪来的，你这个动作、这个镜头哪来的，你现在关注的这件事跟你的关系”。她接触的许多是80、90后的年轻人，和他们聊聊平时涉猎的“书影音”，对这个人的知识范围就有了把握。

“溯源的过程，是确定你走过的路是真的，而不是说这个东西嘣一下就出现在你面前。”在王凯梅看来，艺术里百分百的原创是不存在的，应当从真诚与否来审视一个艺术家的创作。同样地，在叶永青的侵权画作里，她看不出创作的延续性，他笔下的内容与个人成长背景是割裂的，这难免使人生疑：“这个十字架跟我是什么关系，这样的窗子我家也没有，为什么要画成这个样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抄袭与模仿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痼疾之一。当代艺术源自西方，引领风尚的大牌国际艺术家出现在艺博会、展览中，起到一种号召式的影响力。“如果你是跟风的人的话，你最后肯定失去方向。”王凯梅分析，疫情之后逆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当代艺术家更关注国内市场。

对于当代艺术界抄袭屡见的状况，刘化童个人持悲观态度。王凯梅也有深层的忧思，她看见“真诚”与“探险”这两种可贵的艺术品质在当今不断剥落，“如果艺术家们拿到的宝典是如何在艺术市场上获得认可，这样发展下去，艺术最重要的独立思考、反映现实，和世界、和周边、和自己内心发生关系，这些需要真诚来担当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