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志明教授在《霍松林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中这样说道： “《概论》不仅开了建国以后国人自己著述系统的文艺理论教科书的风气之先，而且发行量大，加之其前已作交流讲义与函授教材流传，影响及于全国，大学师生、 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以及文艺爱好者，不少人都从中得到教益，受到启发，笔者即其中的一个。不少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的大学中文系学生，其中有 些今天已成为专家，还不忘《概论》在当年如春风化雨给予他们心灵的滋养。”（《人文杂志》1988年第2、3期）

文艺理论家张炯先生指出：该书“对文艺的审美特征，包括艺术的形象性、典型性、审美功能、内容与形式、题材与风格的关系等等都有相当详尽的论述，正是有助 于读者全面地去把握文艺的审美规律。”对于指导广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进行创作，也起了“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文学评论》，1989年第5期）

《概论》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究不可没，它更具一种界碑的价值和意义。

1982年，经过对《文艺学概论》的增删修订，霍松林完成了37万字的《文艺学简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两论”是霍松林先生研究文艺理论的力作，也是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领域的力作。作为教材，它把一代代学者引入文艺理论的殿堂；作为理论专著，霍松林先生 构建了体大思精的理论体系，对许多重大理论问题都有独特的见解，决不随波逐流，决不蹈袭他人，自成一家之说。(孙明君《霍松林先生治学门径管窥》)

“两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体大思精，包容宏富，具有严密的系统性和突出的独创性。举凡文艺的特质、作品的构成、文学的种类和创作方法等等，无不纳入著者的 视野，覃思精虑，别类分门，条分缕析，新见迭出，充满着一种理论开拓的勇气和智慧。史的眼光和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两部书的第二大特点。通读“两论”，我们 感触最明显的是作者那种不拘不囿、继往开来的史心识力，是那种立足现实，为解决当前文艺难题而努力思考的情怀。诸如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建立中国现代格律诗 的问题、创作方法与世界观的关系以及赋、比、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等问题，无不论析精到，立论允当，兼及古今，而又有着明确的现实指向。（尚永亮《浩气由来 塞天地  高标那许混风尘——霍松林先生学术传略》）

由此，“两论”被学术界誉为“当代《文心雕龙》”，实在是确当至评！

1956年，《新建设》5月号上发表了霍松林《试论形象思维》的长篇论文.，是国内以专题形式论述形象思维的第一篇理论文章，产生了广泛反响，启动了有关形象思维的第一场学术论争高潮。

陈志明教授评价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了一部广有影响的文艺理论教科书，60年代后期因为早年发表过形象思维理论而险遭灭顶之灾，仅仅这样两点，就足以使建国以来的文艺理论批评无法抹去霍松林的名字。”（《霍松林先生的文艺理论研究述评》）

谁能料到，在“文革”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先是《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刊登了郑季翘（时任吉林省委书记、宣传部长，分管文艺工作）的《在文 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一文，其中点名批判了以群、蒋孔阳、霍松林及李泽厚等人。在此文中，郑季翘多次点霍松林的名， 引述他的有关论述无限上纲，说什么“所谓形象思维论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系，正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一个认识论基础”。紧接着， 《光明日报》又将此文全文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