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两报一刊”在当时具有何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两报一 刊”点名批判在当时又意味着什么！很快，霍松林就被其时尚存的西北局定性为“西北地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向陕西师范大学派下工作组， 专门组织批判。当“文革”中各级机关瘫痪后，霍松林又被校内造反派组织轮番进行批斗、抄家、关牛棚、监督劳改、挂牌游街。（霍有明《“滋兰历劫又飘香” ——家父霍松林先生印象》，《名作欣赏》 2010年第10期）

形象思维，是文艺理论史上一个基本的命题。又称艺术思维。最早使用这一概念的是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内容，文艺理论史上并不统一，关于它在文艺创作中 的作用也有争论。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出现过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但都是学术性的。郑季翘的文章否定形象思维，把它当作“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体 系”来批判，说它是“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论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学术问题一下子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 题，明显体现了“文革”前夕的特殊气氛。此外，文章歪曲形象思维是“不用抽象、不要概念、不依逻辑”，也是不符合主张形象思维的观点的实际的。

人们知道，深谱诗歌创作规律的毛泽东，一向是主张用形象说话，不主张简单说理的。就在郑季翘文章发表之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的信中，毛泽东就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听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比 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 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正因为毛泽东对形象思维有自己的看法，并主张“要用形象思维方法”，所以，郑季翘的文章刚一发表，他就注意到了，并在1966年3月20日和3月30日两次对其进行评说。看来，毛泽东是明显不同意郑季翘的观点的。他说“不大好懂，没看完”，其实就是一种态度。

1978年1月，《诗刊》发表《毛泽东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加在霍松林头上的种种罪名才有了推倒的机会。此时，他已有整整十年不能动笔了！

1979年，《文艺研究》第一期发表了郑季翘《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文章不仅继续为发表于1966年《红旗》上的那篇文章辩护，而 且采用无限上岗上线的一贯做法，用政治帽子压制学术研究。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文艺界刚刚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必将夭折。

当时，随着对“黑八论”的平反，全国文艺界对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任《陕西师大学报》主编，后任陕西师大党委书记的谢振中先生走进霍 松林家，力邀他为学报第4期撰写一篇关于形象思维的长文，在形象思维的大讨论中拨乱反正。当时，距师大学报第4期的发稿时间已仅剩下八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