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宝笈”印

（一）

汉初丞相萧何在修建那个“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的长安未央宫时，在殿北顺便修建了一座阁——大概也是萧何个人最看重的地方，“其下砻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虽然这座因朴素建筑特点而得名的石渠阁早已毁弃不存，于今荒草斜阳中仅存一土台遗址（六十年前考古曾发现“石渠千秋”瓦当），然而萧何大概不会想到，“石渠”二字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声震寰宇。

这一切皆缘于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对汉文化尤其书画的痴迷与热爱，这位作诗四万多首且爱题跋爱画像自诩“十全老人”的乾隆延用石渠之名，将宫廷编纂的大型书画着录文献名之为《石渠宝笈》——其实简单说就是一个内府所藏书画的收藏清单，从历代名迹到满清御笔，编撰耗时74年(始于1745年)，前后共分三次，分“初编”、“续编”和“三编”。“石渠”二字在这里当然只是一个象征性符号，而“石渠宝笈”所载录的书画收藏，除了见证宋元明递承到清廷的鼎盛皇家收藏，民间大收藏家梁清标、安仪周等巨藏的汇集，也正可映照出不少话题——《石渠宝笈》的编纂核心到底是什么？

是一次书画史上的大型梳理？是一次文化法则标准与权威的建立？抑或，只是一次原先有着巨大文化自卑心理的满人在占有中华书画珍宝的一次整理与汉化后的自豪表白？

有些巧合的是，《石渠宝笈》的始编时间1744年（乾隆九年）距满清入关的1644年正好一百年时间，而初编编成当年则是满清攻陷江南名城而血腥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江阴八十一日”、“嘉定三屠”的一百周年，距沾满鲜血的“雉法令”（即对汉人实行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剃发易服政策）的全面实施同样是百年时间。

鲁迅先生对满汉之分与专制之害是看得清的，他曾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