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弘历汉服像

同样的长卷，宋摹本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是第二次得观，此前曾轮流展出于故宫武英殿“历代书画展·第五编”之列，此画真迹已不传，现流传版本皆为摹本，分别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等处。此次故宫展出本虽说是宋人摹本，线条与顾恺之另一名作〈女史箴图〉仍有较大差距，然而却比辽宁博物馆宋摹本的粗疏，却显得尤其细劲古朴，与顾恺之线条的“春蚕吐丝”也颇为相近，一种与自由心性相通的六朝飘逸之韵依稀仍可见出，细观画作，尤其是画末船夫划桨的动作与愉悦神态，其古拙处其实在民间艺术中至今仍存，中国艺术从汉晋以来的两条流脉其实是颇为清晰的，一条是通过文人的改造而成为文人画，一条则是潜藏于民间的古风，从年画、木雕等均可见出。

《洛神赋图》中洛神凌波与“若往若还”的惆怅神态以及与楚辞相通的神话气氛和浪漫主义，到了清代工笔之作中，则已全然不见，这也见证着时代之风——一种自由的心性已被打压至极点。

〈洛神赋〉引首弘历行书“妙入毫巅”实在一般，后面的题跋包括赵孟頫行书《洛神赋》、李衎、虞集，以及明沈度、吴宽诗跋等。

同时呈现的皇家宸翰中，有乾隆的祖辈顺治、康熙分别临摹董其昌的书画，顺治临董其昌的山水画，用笔虽仍稚嫩，然而一种对灵动清新的追求却可以感受，同时观展的傅申先生告知他所见顺治画作尚有一幅《钟馗捉鬼图》——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顺治之子康熙的书法虽说仍是临仿董其昌，然而却可见一种气势。父子俩俱为董其昌的拥趸，这对乾隆的影响无疑也是巨大的——乾隆后来不满足于乃祖乃父的临摹董之书画，索性把董其昌的画禅室之名照搬到了宫中，其渊源或在于此。

另一难得一见的是乾隆着汉服端坐书房的巨幅画像，傅申先生介绍此画头像是郎士宁所绘，纯是写实，而其他则是宫廷画家金廷标所作。乾隆着汉装的画像有多幅，其间的满汉对比话题其实拓展开来极有意味，也会发人深省。

同时展出的尚有《石渠宝笈》编纂人员图像与书籍实物，且有书画所藏宫殿的示意图，策展者的用心良苦与钩稽确实可见，然而在自己看来，策展者在“编纂编”未将当时满汉之间的背景作适当呈现，到底是有些可惜的。

原计划晚饭后与会人员再度入宫观摩“石渠宝笈特展·典藏编”所在地武英殿——也就是排队目的地，然而听说因为排队的观众太多，故宫将最后一批观众送走后已是晚上8点多，我们只能晚9点坐车赶到武英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