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远帖

回看《石渠宝笈》，这样的编撰从客观上当然促成了一次中国书画名迹的巨大整理工程的实施，而其后这些藏品（当然是历代书画名迹而非所谓的御笔）流散出宫更对中国美术的影响极巨——这是后话。《石渠宝笈》编纂过程中流露的乾隆的“圣虑”，或许与《四库全书》的编撰对汉文化典籍的编辑整理与删改破坏兼而有之不无有相通处。

鲁迅先生针对《四库全书》曾说：“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着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民国）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何以全毁、抽毁甚至删改，核心原因正是钱穆先生所言的“部族政权”的私心，而这从《石渠宝笈》历代名迹在末代之君溥仪手中以赏赐与监守自盗而遭劫、毁坏、流散也可见出，甚至可以说，《石渠宝笈》对满清而言，其“编也见出私心”，其“散也见出私心”。

至于今，除了已毁坏的唐虞世南《积时帖》、被焚毁的王羲之唐摹本《二谢帖》、岳飞、文天祥真迹卷……《石渠宝笈》列入的那些重量级历代书画珍品大多仍流散于海外，其中，被国民党运往台湾藏于台北故宫的法书名画2341件（当然不包括清代诸帝与臣工书画），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列入藏品目录的有430件，收有唐摹本王羲之《行穰帖》的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所藏唐宋元书法可为欧美之冠，此外，纳尔逊-艾金斯博物馆、波士顿博物馆、克利弗兰博物馆、弗利尔博物馆等仅宋元精品就达40多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