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被中国雕版刻工翻刻的Nadal’s Life of Christ另一个系列《天主降生出像经解》图本，西方铜版画转刻成中国的木刻版画五十六幅作品是1637年左右由在福建传教的著名传教士艾儒略编撰出版，其中五十六张图片的中国木刻版画都是选取自《圣经故事图像》铜版画对应转刻的插图。书中每页都印有“晋江 景教堂”字样。《天主降生出像经解》的铜版画“IN DIE VISITATIONS”（图3）就是一幅重要范例。这幅铜版画表现的圣经故事，以地平线消失点的焦点透视来暗示空间距离的构图，并借助明层次描绘了圣母告知依撒伯尔受孕的消息。欧洲画家将圣母与依撒伯尔至于画面中央，近景的圣母、依撒伯尔与远景的人物形成了视觉上显著的距离感，以此凸现主体人物和主题。中国的木刻雕版技师在转刻这幅作品《圣母眷顾依撒伯尔》（图4）时，完全按照原画（铜版画）的构图，将铜版画背景的明暗以横排线条木刻阳线相对应，同样体现了空间深度。不同的是，中国木板雕刻师将人物动态全部以线条来表现，地面也通过近大远小的地砖线条来表现透视的远近距离，略掉了灰色地面和人物投影。画面背景以密集的横排线条的重灰色来衬托圣母与依撒伯尔的明快线条造型，空旷疏朗的地砖格子线条衬托了圣母与依撒伯尔相对繁密的线条组织。画面下方是中文翻译了西方铜版画的说明文字，以甲乙丙丁的次序，自右向左描述，体现了中国人传统的阅读习惯。这些转刻木版画作品从其数量之大，雕刻质量之高，今天依然令我们叹服。这些雕刻师是谁，由于画面没有署名，今天依然是个谜团。但这类西方宗教内容的木刻版画，也有编撰到当时盛行的画谱并记录了雕版匠师。如《圣母怀抱婴儿》（图5）、《 耶稣在去埃梅厄斯的路上》（图6）等四幅圣经故事刊印在1606年出版的《程氏墨苑》。据英国著名艺术史学家苏利文）（Michael Sullivan）在其著作“The Meeting of Eastern and Western Art”中描述：1605年，享有学者和收藏家盛名的程大约从家乡安徽来到北京拜访利玛窦，他带了一封南京市政使的信。程大约访问的目的是为了搜集编入他正在刻印的《程氏墨苑》之中。利玛窦应他的多次约请，提供了四幅铜版画。这四幅是克里斯宾·凡·帕赛的《罪恶之地的毁灭》、根据马丁·德·沃斯的原画由安东威利克斯刻印的《耶稣基督和圣彼得》、纳达尔神父书中的《耶稣在去埃梅厄斯的路上》、还有一幅画更使人感兴趣，它是以油画《塞维利的圣母》为蓝本由威利克斯刻印的铜版画。1597年尼古拉在日本长崎耶稣会画院又进行了复刻，利玛窦送给程大约的是一幅日本的复制品。经过一番修改以后，这4幅画全部收入1606年付梓的《程氏墨苑》一书中。”这四幅翻刻木版画是《程氏墨苑》刊刻主人程大约找徽州名刻工黄应泰、黄应运雕刻完成的。当时的黄氏刻工可谓如日中天，在明朝兴起的刊刻典籍的热潮中，徽州歙县黄家雕版、印刷的专职刻工达百人。“从《黄氏宗谱》中可以了解到，黄氏刻工从明正统到清道光，具有四百多年的雕印历史，在长期的雕印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逐成风格，给予各地刻工很大影响。”6 对应当时的中国木板雕刻群体，以徽州歙县黄村的黄家刻工翻刻了Nadal’s Life of Christ宗教版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个有上百人且精良雕刻技艺的黄家雕版刻工、印刷技师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刻工并遍布徽州、金陵等地。根据当时的西方宗教传播需求及中国的雕版刻工核心群体分布，我们有理由相信安特卫普出版的Nadal’s Life of Christ宗教版画是当时木板画刻工名手黄应泰、黄应运、黄麟等黄家一流刻工参与了这些浩繁的转刻工作。

此外，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由于中国宫廷允许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和修建教堂，福建、广东、南京、浙江、四川和北京等城市 都建造了教堂。“天主教传教士在华建造的教堂、住院为了增加宗教     气氛等目的，一般均有宗教画进行装饰。同时，用圣经故事的版画作品来传播西方的宗教信仰，这也是西方绘画东来的最初与主要的目的。而且，“它随着较堂、住院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建立，这些绘画     作品亦分布到中国许多地方。”“至康熙六年（1667年）全国耶稣会教堂就达159所，可想而知，这需要绘制多少宗教宣传画、圣像。”7. 从这些数量可观的转刻宗教版画，我们据此可以想象当时东西方交流的广泛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