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创作论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出版研修班的讲演

刘 艺

今天要讲的是草书创作问题，首先讲讲草书的历史与现状。

草书起源于汉代，相传杜度、崔瑗是草书高手。宋刻《淳化阁帖》收有东汉张芝的《冠军帖》人称“一笔书”。唐孙过庭《书谱》将张芝尊为草圣。至王羲之《十七帖》，草书法度基本定型，人称王羲之草书为今草，以区别于汉魏时期的章草。《十七帖》的草字也称为小草，意指小字草书，也是难度较小的草书，所以后人学草大都由小草开始。《书谱》是继承王羲之小草的杰作。与此同时，唐代也出现了继承发扬张芝、王羲之“一笔书”的草书，就是张旭。怀素所创作的癫狂草书，称为大草或狂草，与小草并驾齐驱。宋代黄庭坚学习怀素，擅长大草，创作了多幅大草长卷，如《李白忆旧游》、《廉颇蔺相如列传》等。由唐入宋，草书虽由小草发展为大草，但都是以手卷形式横向延长，其奔放和张狂态势只在横的方向发展。到了明代，横向的手卷仍然盛行，但出现了纵向延伸的立式作品，如中堂，条幅，对联等等。这个变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直接关系，商业发达了，商人富裕了，居室高大了，便需要与之相应的室内陈设。客厅要挂中堂，柱子要装楹联，都需要竖式作品。造纸技术也相应跟上，能够超出六尺，八尺乃至丈二，丈六的大幅宣纸，为草书大师提供了用武之地。这便造就了明代众多的草书高手，祝允明、文徵明，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都是大草名家，王铎，傅山则更创造了一种“连绵草”，是张芝、王献之“一笔书”的新发展。上述代表书家都留下了大量竖式草书作品，许多作品大气磅礴，震撼人心，今天仍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今年元月讲《书法的历史与现实》时，讲了清代书法与以前不同，由于金石考证学的兴起，使沉睡已久的篆、隶、魏碑书体复甦与发展，碑学成为主流。这使得传统的帖学日渐式微，有人说，刘墉是帖学最后一人。因此，草书在清代几乎绝迹，成为空白。民国书法继承清代碑学，康有为，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仍是碑派书法高手，只有于右任既善北碑又能草书。另外，由于王世镗的潜心钻研，完成了《章草百诀歌》，使元明时期章草的复兴得以延续，为当今草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条件。

上世纪50年代以后，书法相对沉寂，60年代“文革”爆发，书法意外地获得了新生。一方面，“大字报”使许多人拿起了毛笔，对书法产生了兴趣。另一方面，大量印刷毛主席手书诗词作品，人们看到了毛主席对草书的偏爱与成就。毛主席创作了不少旧体诗，也写了许多大草诗词或题字，有毛主席的榜样，在“文革”大创“破四旧”狂风时，旧体诗和毛笔字不但未被列为“四旧”，反而大行其道。毛主席的草书深受人们喜爱，这直接推动了当代草书的复兴。设想，毛主席若是擅长楷书或行书，恐怕喜爱楷书或行书的人便会更多。过去有句话：“吴王好击剑，域中多创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用以比喻领袖之所爱，对人民的影响至深至广。由于毛主席的草书在“文革”中大普及，无形中使三百年来草书寂寞的状况获得改观。当然，一些老书法家，如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王蘧常先生等，也起了示范带动作用。因而自“文革”以后，不但诗词书法获得新生，而且草书发展更为迅速。上世纪80年代，草书作品以学王羲之小草及孙过庭《书谱》为主，学于右任“标准草书”和学毛主席大草的作者也不少，这时可算作草书创作的恢复阶段。90年代学习明代草书成为新热点，尤以学王铎的作者居多，草书作品的气势和格调都有显著提高。最近十年，“走向狂草”成为一种追求，以狂乱难以取胜，以张扬个性相标榜。这样的追求已由草书旁及行、楷、篆、隶书体，其可读性、抒情性日渐减弱，装饰性、繁复性逐渐增强，有可能向纯视觉艺术发展。如今，草书不但不再冷清，反而成为书坛最活跃的一支，正在引领书法艺术的新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