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黄金时代画家伦勃朗的油画《巴达维亚人之誓》，创作于1662年，现存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

由此出发，本书的第一章围绕巴达维亚人起义论述。作者细致分析了本章中所包含的修辞化演说词，演说主要在主导巴达维亚起义的日耳曼将领尤利乌斯·奇维里斯和罗马统帅凯里亚里斯之间的辩论而展开，并从中试图探寻历史学家本人的态度（此处马斯特特意区分了历史人物塔西佗及作为历史学家的塔西佗，39页）。文本的修辞性和作家的写作技巧，掩盖了塔西佗的个人立场，以至于在表面上看，作家时而偏向一方，时而又支持另一方（如揭露奇维里斯起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脱离罗马的统治而独立，这导致前面建立的逻辑不能自立， 55页），但从总体上说，塔西佗对罗马辅助士兵的刻画和罗马内战混乱和暴力场面的描写，是为了突出长期以来，罗马当局因未能为其提供更优越的物质待遇和罗马公民权而造成的严重危害性。奥古斯都以来，他们才是罗马帝国军队人力的重要来源，但罗马政府从未对之加以重视。

第二章是对《历史》卷1开篇的序言部分有关罗马帝国概况的细致分析。这一章涉及和其他古代历史文本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讨论。如通过和凯撒的《高卢战记》、撒路斯特的《喀提林阴谋》及奥古斯都的传记铭文《圣奥古斯都行述》等对比，马斯特指出了塔西佗《历史》序言部分的这段叙述中出现的几处“反常”。如罗马史的传统叙事往往将“罗马城”作为世界的中心，并强调罗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和统治。而《历史》对帝国概况的描述则给读者呈现出一幅混乱、多元、失控和分裂的画面。传统历史叙事中地理志和民族志的文本所强调的是罗马对异域的控制，而在这里则出现了统治失序的局面。接下去的一章，作者从作品结构上展开分析。塔西佗的另一部著作《编年史》，单从书名可知是一部编年体史书，比如，在传统的编年体叙事中，城邦内务（res internae）和外事（res externae）界限鲜明的特征在《历史》中变得模糊不清。塔西佗表面上遵循了编年体的结构，却在内容和风格上突破了传统体例的约束。熟悉传统编年叙事的古代史读者能够感受到这种鲜明差别。“民族认同”是四、五两章的主题。作者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叛乱的罗马“蛮族”军队。在塔西佗看来，无论是反叛的日耳曼人，还是镇压叛乱的罗马官方（元老院出身的将领）均存在问题。以凯里亚里斯为代表的外族叛军希望通过脱离罗马人的统治重获自由。但这时的高卢诸部落，及生活在莱茵河岸边的日耳曼民族（如夸狄、巴达维亚等部落）早已被罗马统治多年而失去鲜明的对立性。“罗马”和“蛮族”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同时，对罗马皇帝和元老院而言，依靠强硬手段，通过强调“罗马-他者”之优劣促使边疆民族服从于罗马权威统治，变得愈加困难而危险。相反，罗马朝政的治理者应该通过提高辅助士兵待遇和放宽罗马公民权的授予条件等方式，加快民族融合。因此，在本书的总结部分，马斯特强调，塔西佗这部作品服务于现实，有强烈的教谕目的，即为安东尼王朝的统治者维持政权的稳定提供历史借鉴。

总体而言，本书涉及到的两个学术领域分别是“民族认同”及“史学编撰”，前者处理的是“历史”问题，而后者则偏重“史学”问题。在马斯特看来，只要处理恰当，完全可以在二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本书的另一大亮点，在笔者看来，在于第三章中，他对《历史》编年体叙事中异常之处所进行的独到解读。这将金斯伯格（J。 Ginsburg）多年前发表的那部颇具影响力的著作《塔西佗编年史中的传统与主题》探讨的问题延伸到另外一部作品中去。近年来，在古典史学领域，塔西佗研究似乎陷于一个低潮期。特别亮眼的研究不多见。一定程度上说，马斯特的这部著作或将进一步激发学者们的研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