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玉屏山》

由此看来，笔、墨、形、色作为绘画的基本要素，在唐宋之际才成为独立的人文传表手段，在此之前，主要承载着家国的社会审美意识，集中反映了整体的民族特性。以及含盖社会文化的图识功能。僻如秦、汉宗尚黑、朱；唐、宋宗尚红、黄等等。各级官员、场合用色皆有严格规范。随着对生命更为深入的体验，人们对世界形态的认知更为深切，促使了色向彩的拓展，也对形的完整性、深入性提出更高要求。从“人大于山、水不容泛”逐渐发展到具有“平遠、高远、深远”的“三远”，以及“遠树无枝、远人无目”的造形规律的认识和体悟。这使得唐、宋之际的山水、人物、花鸟的形、色关系更为紧密。对形的“共同视觉经验”的重视，使得古人认为：鬼魅易，狗马难。狗马与人生近为“常形”，　鬼魅则“非常出”（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的写实主义），由此促进了笔墨与色彩系统的丰富性、逻辑性；符号的感性化、经验化发展，就是所谓的“随类赋彩”。特别在北宋、五代这个独特的历史阶段，笔、墨、形、色的系统创立和综合演化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