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友直先生戏剧人物

徐明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艺术评论家）：今天讲的一个主题是“变形”，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在中国所有的艺术样式当中，其中书法和绘画是利用二维平面来展示时空，但是戏曲是时空的，所有这些东西之间都是有它的互通性，有内在的联系。所以我由此想到宗白华先生总结中国艺术内在的生命意义意境阐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线条是中国艺术的本源，中国艺术的线条性，它整个的舞蹈性可以在中国艺术的其它形式当中都可以看到。”中国艺术不管它的线条性、舞蹈性，根本性在于它的写意。所以写意的画，本身就是充分的“变形”空间。
这个展览展现得非常不错，不管从装饰，一直到绘画本身，做了一个很好的展示。可以看文脉，这个文脉的追溯，从关良等老一辈画家的戏曲人物画结合，跟我们当下这些艺术绘画创作，也是一个时间节点。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戏曲人物画本身是开放性的，就是在创作的表现手法上，本身就是很多元的，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丁立人老师的画，无论是吸引民间，还是在吸收西洋绘画，特别是现在绘画装饰性的这种表达，做了很好的嫁接。当然林风眠的绘画作品中，还有完全实现现下的这种表达。但我觉得从整个文脉的追溯，能把这个联系起来，所以展览思考是有深度。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像李超所讲，让展览能够成为一种学术思考，我们不是完全泛泛的成为一个文人雅集。
陈建辉（东华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之前听京剧《贵妃醉酒》、《杨门女将》，我是一边听一边画，非常非常有趣，连我孙子都觉得好奇怪啊，总是不断地听，我春节期间也在北京家里不断地听，一边听一边画，很开心。本身戏曲人物，戏剧就是夸张的，最早孙先生跟我们上课的时候说，京剧里面好多学问，唱念做打，我们当时真的没有很好的理解，到今天在各位前辈的影响下，我也特别感谢诸位画家感染了我，我今天画戏曲人物画非常开心。
我在当初关于夸张、“变形”方面思考的不太多，我就是刚才朱刚馆长讲的时候，我们五十年代成长的这一代人，受苏联一些画的影响，受素描、色彩影响较大，但到了今天，其实我们都是由内而外自然而然的去画，没有想到“变形”那么多。
余启平（画家）：戏曲人物画的创作，也是给我提供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水墨戏剧人物在中国美术史上，历史并不长，古代主要还是剪纸、皮影还有发展到版画，发展到近代才出现水墨戏剧人物。水墨戏剧人物其实是很难画的，刚才李超老师讲解决造型的问题，还有夸张问题，这个夸张问题其实非常非常难，尤其我们仔细看了关良先生的画以后，发现拿到笔之后就发现有关良这座大山在前面，你这个戏剧人物怎么画？后来我就发现，你再看看关良的油画、素描，他写生素描画那么好，油画画那么好，而他的戏剧人物画的那么傻那么呆，后来我总结几句话，他这个叫“深思熟虑的陌生”。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讲“变形”，它和儿童变形是两回事，因为我们都受过比较正常的美术训练，你让我们再去变形，其实有很多限制在那里，学习关良这种变形，他这种深思熟虑的陌生，这是我一直想追求的，但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