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歇：中国钓鱼，约作于1742年

布歇：中国花园，约作于1742年

中国风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从欧美到亚洲，大大小小的博物馆都十分重视。此风起于欧洲向东方，尤其是印度和中国拓展海外市场之际，混合了商业机遇和审美艺术的气息。在同一背景下，大清国也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西洋风，虽然它主要局限于北京皇家艺术。在中国，这种西洋风是通过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而恰恰也是这些耶稣会士有关中国的各种记载，在从北京发回欧洲并扩散开来之后，连同从广州贩回欧洲的茶叶和瓷器一起，为欧洲的中国想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依据和动力。

耶稣会士这种中西沟通的作用是双向的。前文已经提到，耶稣会士进入中国是明末利玛窦的时候，不久之后就是明清两朝交替，但耶稣会士成功留在了北京并取得了清廷信任，此后大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从欧洲跋涉到中国传教。他们在中国传教的途径，是通过近代欧洲的天文历法、地图制作和绘画艺术等手段来为清廷服务，以期达到从上至下的效果。这批耶稣会士大多名垂史册，例如供职钦天监的德国的汤若望和斯洛文尼亚的刘松龄（Ferdinand Augustin Hallerstein，1703-1774年）、御用画师意大利的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年）以及法国的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15-1774年）等等。

在接受近代欧洲天文历算等法则之外，清廷对这些耶稣会士在艺术上体现出来的异域风情显然也是非常欣赏的。例如，雍正皇帝就曾让郎世宁给他画过同期欧洲式的头戴假发的画作，乍看上去，犹如欧洲的路易十四。这些传教士本来的活动范围主要在紫禁城周围，包括钦天监所属的观象台和他们的教堂一带，康熙晚年和雍正年间清廷在城西北修建皇家园林圆明园的工程，则开始将这批传教士的知识运用到园林修建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