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十洲杨妃出浴图》，《小说时报》第三号，1910年。

王美沅：《杨妃出浴》，《艺林月刊》第五十二期，1934年。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离不开女体的日常消费。从好莱坞电影、新感觉小说、海水浴场、封面女郎，乃至小报的流言蜚语……诸如“模特儿”“肉感”“裸体”等字眼无所不在，无不刺激感官、撩拨想象。媒体不等于女体，但没有女体就失去动感和活力。对于这些我们很难用道德评判就能打发掉，说完全为了满足男性的窥私癖也属片面，事实上是文人、印刷资本与社会大众合谋，包括女性参与的结果，与“新女性”的都市现代史有关，体现了某种中西新旧之间冲突与融汇的中国方式。

晚清以来的报纸与小说如《点石斋画报》《海上花列传》就有表现女性与都市时尚的内容，但上述女体消费的“肉感”倾向得从清末民初的“杨贵妃出浴”说起。

“杨贵妃出浴”图的现代谱系

“出浴”一词所含的窥秘遐想当然缘自女体，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挑开了文学空间的帷幕：“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唐明皇“赐浴华清宫”不光炫耀其专宠杨贵妃的排场，作为“天生丽质”的特质，其“凝脂”成为凝视的焦点。从“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来看这一点，如果与曹植的《洛神赋》作比较，对美人的外观与体态的兴/性趣转向“体验”，是更为世俗与人性的。尽管两人到头来“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一香艳的记忆犹如绽开在历史废墟上的一朵“恶之花”，成为酝酿文学“意淫”的象征，且启发了身体游戏与快乐的文化政治。

　　骚人墨客对明皇与杨妃的传奇一向浮想联翩，与各时期的道德与文学风尚相制约。如清代洪昇的《长生殿》便是名作，但经历了几个世纪的遐思累积，在明代仇英的《贵妃出浴图》中“赐浴”变成“出浴”，杨贵妃变作主体，在民国时代成为一个专题画种，同题之作继踵不绝。如1910年1月《小说时报》刊有《仇十洲杨妃出浴图》，似乎是这一画题最初进入上海了文学杂志；在1934年《艺林月刊》上有王美沅《杨妃出浴》图（五十二期，第7页），杨妃与二女官的构图如出一辙，而形象与背景皆改作；1949年之后又有女画家王叔晖临摹王作而稍加损益。这些属直接影响的例子，对于杨妃出浴图的艺术想象与流传颇具代表性。

也有题画诗。1911年《国风报》上尧生《仇英出浴图》诗曰：“春痕玉一池，照影避人窥。衣桁花前亮，香云露雪肌。翠涵湘女怨，红颜洛妃辞。小立羞明镜，芳情心自知。”上引仇英之画没有照镜的细节，故此诗应当另有所指。杨妃出浴是仇英喜欢的题材，1918年《小说丛报》第八期有《仇十洲画贵妃出浴图》，即与《小说时报》上的不一样。尧生这首诗没什么不雅，但这么刻画出浴杨妃的羞涩心理并公诸大众传媒，毕竟有悖“文以载道”的传统教条。其实民初流行“香艳”体，窥视女体属时髦题材，如汪石庵编的《香艳集》于1913年出版，内有樊增祥描绘女子闺房私情的《十忆集》，其中《忆浴》专写女子洗浴的情状，其中一首曰：“解裙量度小腰围，犹著轻兜一色绯；记得华清池上见，一生心折画杨妃。”诗中的女子心念追摹杨妃，也可见历史记忆的延绵，不乏仇英这类出浴图的影响。樊增祥是前清高官，民国建立后在沪上当遗老。他的《十忆集》属于向来为道学先生斥责的“香奁”体，却从女性心理方面开掘，颇具新意而风靡一时。像他这样身份的作“艳诗”，与其说他颓唐，毋宁是感受到时代风气的转移，说明传统诗学也在急剧变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