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在神话创造、文学创作中没有把蝙蝠形象塑造成人的样子,更没有把它矮化成害人的妖怪，他们在思想上维护着传统文化的独特品质。清代著名的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也未正面出现过蝙蝠的形象，《聊斋志异》中能够找到蝙蝠痕迹的故事有两则：一则描述的是一个老年男子控制下的“狐仙”;另一则为吸血老妖控制着“女鬼”。《聊斋志异·上仙》中有一篇描写了他于1683年和朋友前往济南南门外求仙看病的情形。故事中说：“南郭梁氏家有狐仙，善‘长桑之术’”。梁氏女子其实是一个狐仙，虽然善于治病，但却被一位被人奉为“上仙”的男子老头所控制。蒲松龄在描述“上仙”出场时的情景时用了“如蝙蝠飞鸣”的词语来形容，或喻示着所谓的上仙，其实是蝙蝠精。这户善于治病的人家，实则是女子装扮成狐仙，男子装扮成蝙蝠精，虽有骗财之嫌，亦无害人。而蒲松龄的另外一篇《聂小倩》：“隐以锥刺其足，彼即茫若迷，因摄血以供妖饮”。写的是浙江金华有一老妖胁迫聂小倩摄取人血供老妖饮用，香港影业拍摄的《倩女幽魂》把金华老妖改编成吸血蝙蝠，则亦是近代受西方文化影响。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蝙蝠曾以暗喻的形式出现其中，但它们却不是口是心非，墙头草一样的“蝙蝠人”。因此把人比喻为蝙蝠就是要去强调他的骑墙本性，这与福文化所有吉祥意蕴相去甚远。武侠小说中秦尤的外号为“飞天鼠”，这个人物形象塑造得极其猥琐，但是他的轻功很好，做事见不得光，完全就是一只活生生的“蝙蝠”。但也有例外的，比如柯镇恶，他是《射雕英雄传》中“江南七怪”之头号人物，绰号“飞天蝙蝠”，他是个瞎子，只能依靠声音来判断方位、空间，他的相貌也很丑陋，但本质上却是个大好人，嫉恶如仇。说明金庸国学造诣非常深厚，虽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对蝙蝠的认知还是很深刻，强调传统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