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卍”字方形金盘 黑石号沉船出水 现藏于新加坡

海盗佛国室利佛逝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创建，自阿育王时期，佛教分别从南北两条路线进行传播，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新疆传入中国腹地，再自东北传播到韩国、日本及越南，唐代传入西藏。南传佛教则通过斯里兰卡，传播到缅甸、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从中国出土文物分析，北线传入的佛教金银器皿类型多见于金棺银椁与舍利容器；从该金盘的芭蕉叶纹饰的原型产地判断，图案来自东南亚植物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南亚地区的中南半岛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适合耕种的农业区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该地区。南部的马来群岛散落在广阔海域之间，农业生产显然没有半岛地区发达，就更难以此建立联系紧密的王国，但是由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要地，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另一种体制的国家，即跨岛屿的海上商业帝国。越南因其与中国在地理上与文化上联系紧密，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之外，其他地区都发展出了本土的文明，这种文明受到赛代斯（GeorgeCoedes）所说的1世纪到13世纪漫长的印度化进程的影响，这一进程使得印度教和佛教文明成为东南亚文明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家塔比阿（Stanley Tambiah）在著作中探讨了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宗教理念和亲属关系，并建构了被称为“星系政治”的印度教—佛教曼陀罗模型，进一步说明宗教观念对王权统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6世纪初，东南亚水手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奢侈品强大的消化能力，将印尼群岛出产的树脂、安息香及产自苏门答腊岛的婆律香龙脑香等奢侈商品运输到了中国。逐渐，依靠着向停靠或经过的商贾征税、海上贸易及掠夺形式积累财富，7世纪初，在今苏门答腊岛巨港（Palembang）地区逐步形成了海上商业帝国，室利佛逝（Srivijaya）。形成之初便以国家形式派送海军进行大规模海上军事行动攻击其他竞争者以此垄断东南亚海洋贸易。对此，中国史籍不乏相关的记述。室利佛逝建国初接纳了大乘佛教，其城市精英利用宗教的普世化来取得政治的正当性。也使本国进入到了印度教—佛教的话语体系中，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佛教朝圣者的重要中途站。据记载，印度的夏基阿基尔蒂曾在此讲学；唐代高僧义净，取海道前往印度学习佛法也曾经留此处。直到11世纪初，室利佛逝仍为当时传播大乘佛教的中心。黑石号沉船中除了芭蕉叶“卍”字方形金盘，还发现了大量具有佛教色彩的外销瓷器，特别是印度佛教的摩羯形象的出现，有理由相信这些商品是中国制造商按订单制作，或者是为迎合室利佛逝之信仰而制，再销往该地的。几乎自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作为各大洋“十字路口”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一直被室利佛逝暴力控制着，早期波斯的商舶最远只航行至锡兰并以此为贸易据点进行交易，印度商人接管了与东南亚各个小国的贸易，再由东南亚水手转运至中国各港口进行贸易，长途贸易因多种因素被分成无数的局部贸易。

8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因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的兴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穆罕默德于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随后阿拉伯统治者逐步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但伊斯兰教的影响即便阿拉伯帝国灭亡后仍然席卷全世界。后来的阿拔斯王朝因其开放的政策使伊斯兰教世界达到了极盛，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在中亚“怛逻斯之战”中失败，使得伊斯兰的陆地版图进一步东扩。9世纪初，阿拉伯的海洋势力几乎到达了当时航海家所能抵达的任何地区。他们向西，侵占了从腓尼基人就已开辟的航线，一度占领地中海贸易要冲——西西里岛；向东，继续追随波斯人的步伐，远达中国广州、扬州港口。通过在印度西海岸和东非的贸易、移民和宗教传播，主导了西印度洋地区的贸易。阿拔斯王朝的金币第纳尔（Dinar）在贸易中被当作最通用的媒介保障直到11 世纪中国货币将之取代。

“黑石号”是一艘典型的由阿曼生产的三角帆阿拉伯船只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这种没有钉子的轻型缝合船只适合于多礁滩的近海区航行，经不起狂风、海啸的袭击。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风、季风和洋流。根据学者的研究，虽然阿拉伯地区甚至更远到中国港口的航线已经打通，且已掌握长途航行的技术，但这种长途贸易的行程风险极大，从波斯湾到广州需18个月才得以往返，对商业贸易来说航程过长。而且，无论是早期的被动劫掠还是后来商贸的主动选择，此时的室利佛逝已经成为了货物集散地，来自各国的各种产品均可存贮在此，远航贸易的商人到此就可以一次性选购到各类物资进行贸易，而且，从“黑石号”船上器物组合来看，包装方式明显是一次性挑选并装载来自不同地区的货物。学者们对于沉船地点一般有扬州装船出海说、广州装船出海等争论，通过上述引证，笔者倾向于认为沉船地点为位于东南亚航线必经之地的室利佛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