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相比较嘛，文化对经济的落差。经济可以异军突起，文化是渐进式的。不过，有些事我们也得自己心里明白，人家说的并不是都没道理。

史上我们地偏一隅，且山阻水隔，中原的文明之光普照到我们这里已是南宋朝了。长期来的天高皇帝远，社会的组织化程度和规则规矩意识相对低一些，薄弱一些，而所谓的随意性或者说野性也就多一些。

再一个我国的文化传统是讲“仁义礼智信”，而永嘉学派提倡的是“经世致用，义利并举”，这理念不一样。

其三呢，1980年代出去的人，大都是农民，脚上的泥巴都没洗干净，有的甚至连普通话都还不会说，上来就跑供销去了，十几万人呢。也因为当年太穷了，开始时的吃相可能也并不太好看。

没文化在我们手里要变成有文化才是。

知道了他的难，就会懂他的隐忍，他的境界

孔：南先生出身在乐清，但从十七岁离家后就一直没再回来，社会上猜疑也比较多，您是怎么看的？

赵：我在《一座燃灯塔》里提到这事，说他回乡已没有可以说上话的人了，这会是另一番的孤独。也说他超然物外，是一个脱俗的人，故乡已是他放下的思念。其实，我还有未尽之言。

他也思乡，也关心故乡呀。记得一次我带乐清的航拍地图给他，他高兴呀，手里那拐杖一一点着他熟悉的地名，“哦，这是平山头，这是峡门堂，这万岙堂。你是湖横人，门前有条乐琯运河，仙师岩有个刘默刘仙师。”他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见他的那晚上，向他报告“三禾文化俱乐部”“三禾读书社”，说到乐清富起来了，但也认识到富不等于贵，因此提出了“由富而贵，以文化之”和“为生命的厚度而读书”的理念和要求，老先生老泪纵横，他说想不到乐清有如此清醒的认识，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南先生对家乡的爱是爱在骨子里，文化他看得很大很重，尤其是一个地方的教化和风气。他说钱是钱，文化是文化，文化不跟上去，有钱也不见得好。

孔：他是从最根本的文化成长上看家乡的变化，他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赵：是的，他是有大视野的人，再说得破一点，他说自己是“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人，从高处看我们，看得远、看得深。

至于说他老死不回家，那有谁设身处地的想过他的难和无奈。他年轻时，在台湾回不来，回转大陆，定居太湖大学堂，已快近九十，都耄耊老人了。另外，他虽名满天下，但仍是一介布衣，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书生。回乡？七十多年了，世道人心连同他那几间几经变迁的老宅子，都已变得人生地不熟了。回乡真的能如诗一般的美好？真能称心如意的了却一番心愿？谁能把他靠起来？了解了他的难，才知道他的隐忍，他的境界。

孔：那天讲座您说在2012年6月底，南先生参加太湖大学堂的国际实验学校的首届毕业典礼，还作了演讲，给小学生们“临别赠言”，这是他平生的最后一个演讲。您说在听他演讲的时候，几次热泪盈眶。

赵：感动呀。九十五了，年初他就说自己今年过不去，要走了。油将尽灯欲枯，微弱的火苗发出的却是强烈的光芒。给小学生们一讲一个小时，你说他为名吗？他名闻天下，逃名都逃不掉，还在乎这小萝卜头们的戏。为利？一条金温铁路，投资数千万美元，通车后，功成身退，一分利益不沾。南先生的境界，我辈难望其项背呀！

辛弃疾有句诗叫“此身忘世浑容易，使世相忘却自难”。南先生走了已经十年了，不是使世相忘，而是使世难忘。乐清人对他的认识日渐加深，议论、评价他的格局变大了，变好了。人未还乡道还乡，人、道都很香，这是很好的事，虽与南先生已无关系，但跟乐清自己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