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秀天下 2010年 94cmx180cm 程峰 作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走极端”而成其大业者，还表现在其他诸方面，如传统医学也有过类似的范例。清代著名伤寒学大家郑钦安，他紧紧掌握《伤寒论》之精髓，著有《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伤寒恒论》等著作，尤重“阳虚阴盛”的阐发，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他善于用大剂量的干姜、桂枝、附片等大辛大热之药味以回阳救逆，拯人于危。我认识他的再传弟子，成都的名老中医唐步祺老先生。唐老与郑氏一脉，用药一反传统之“中庸”、“平和”，而—味地“火气”、“霸气”。一般中医极少用附片、干姜，即使用，也多为二三十克，过量则“火”、“燥”，特别是煎制不当，非但不能祛邪，反会使人中毒。而此老每用姜、附，且多为百克或数百克，好些医生不敢为其“转方”，一些药师不敢照方检药，可见其霸道了得。然这“霸道”却屡起沉疴。这“霸道”，就源于郑钦安能不限于前人所说，敢独抒己见，敢于“更补(张)仲景之所未及”。

北京大学王利器先生所作《郑钦安传》有云：“至于《伤寒恒论》一书，特点亦不在抄袭前人陈说，而是紧密扣合临床实际，即情言理，并能独抒己见，对原书疑似之处，加以纠正。”又云：“张仲景《伤寒论》，自金成无己《注解伤寒论》问世后，历代注解者无虑百家，郑氏《恒论》能不稗贩陈说，独立于医学之林，诚难能可贵矣。”正是这“独抒己见”能不稗贩陈说。一味地“火”、“燥”，也就铸就了一代名医“郑火神”，并以其独特的“阳虚辩治”的悬壶之方，成为“祖国医学之瑰宝，千古一人而已!”(《伤寒恒论》序)，可见“走极端”而求得奇中见平，求得“中和”，求得大和谐之美，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得以不断承传演进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艺术上，郑钦安当然不可与潘天寿相提并论，但他们在各自的学术上，究其一点而生发开去，并终成正果，则具有相似性。这其中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造极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