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江码头(写生稿) 135cm×57cm 程峰 作

潘天寿先生坚决反对“中西合璧”、“以西代中”，也反对保守“国粹”，而是坚持中国画自成体系，应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认为中西绘画各有自己的民族风格。认为中西绘画各有其自身的社会背景与历史条件，它们“就像两大高峰，对峙欧亚两大陆之间，两者之间，尽可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宽度”。二者不可随便吸收，不然“可能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风格”，他认为“中国画如果画的同西洋画差不多，实无意于中国画的自我取消。”潘天寿先生并不反对与外来文化“混交”借鉴，对外来文化不排斥不拒绝。他在 1928年就曾指出：“近数十年来，西学东渐的潮流，日张一日，艺术上也开始容纳外来思想与外来情调，揆诸历史的变迁原理，应有所启发。然而民族精神不加振作，外来思想，实也无补”。他对“五四”运动之后，全盘西化以及对民族文化全面否定的虚无主义思潮给予了有力批驳。他说：“外来的传统亦须细心吸取，丰富营养，使学术之进步，更为快速，更为茁壮。”也就是说必须坚持不“减去自己的高阔”的原则去“混交”和借鉴。

他视中国画为中国文化整体的一部分，也是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他指出：“一民族之艺术，即为一民族精神之结晶，振兴民族艺术，与振兴民族之精神有密切关系。”这一方面是他所处的社会变革的大环境，已将他推到了中西文化冲突的风口浪尖。另一方面更是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自觉地高举起捍卫中国绘画的帅旗。在《中国绘画史》初版自序中，潘天寿先生说：“艺术的世界是广大而无所界限，所以凡有他自己生命的，都有立足在世界的资格，不容你以武力或资本等的势力屈服与排斥。”由此可见潘天寿先生在帅字旗下搴旗杀敌的风采。17世纪以来宋明理学衰落，审美观念中的伦理价值观已逐渐解体，“士习败坏”，以人品论艺术已经不再能够理直气壮了。更有20世纪西方艺术观念的渗透，特别是20年代与50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文人画”面临从政治上被否定的严峻局面，每一个艺术家正处于一个以其困惑痛苦的心情，重新思考艺术价值及其功能的状态，在如此的情形下，潘天寿先生仍以人品论艺术，已经成为不合时宜，而敢于公开从理论上高扬文人画，就更显其难能可贵了。正因为如此，他所选择的“走极端”，不是为了个人的境遇去寻求消闲的忘忧谷，而是极其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中国绘画的命运，立足“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将生命和艺术融为了一体，突现出一个伟大艺术家的崇高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