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的自书招牌

经典再有高度，基础和源头始终在民间。经典可以高于民间，但不能没有民间。过去崇尚经典书法，主要表现为笔法的正统性和系统性。不可否认，所谓的“民间书法”中，确实有一些经典之作，或者可以促成经典之作的取法资源。书写者心无挂碍，率尔操笔，不计工拙，缺乏刻意的提炼加工，因此在点画、结体和章法上常有经典书法意想不到之佳构，但也不可避免有很多失误和不规范之处。自清末康有为鼓吹碑学，将很多原本极为冷落的碑版作为取法资源纳入视野。这些稚拙的“文本”与经典“作品”从此纠缠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关联。今时再也无法回到清以前的状态，必然存在一个如何选择和看待的问题。书家的立场很明显，比如金农和阮元对碑学的态度，存在“染而不倡”和“倡而不染”的区别，实质上已经涉及到人的身份问题，但并没有过多纠缠，没有作为一种“标准”强加于人，再者，康有为最初只是站在取法资源的角度，名之曰“穷乡儿女造像”，没有过度发挥。

从表面上看，“民间书法”的书写者主要指社会非主流、非精英的隶属平民阶层的普通百姓书家群体，然而，历史中各种“文字遗存”的作者身份其实很复杂，未必都是平民、奴隶、罪徒等下层人士。官方书法一般指社会主流精英书家，以及官方大力提倡并采用权力加以推行的“书法体系”，比如入选《淳化阁帖》和《三希堂法帖》等。事实上，这里切忌将“官方”混同于官员或官身。官方书法也有很多驳杂的类别，甚至可以说，既定的“官方书法”并不存在，只是书法史中某些类型的书法家，如二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某一种书风在某一时期得到当时官方的提倡和推广，演变成官方书法范畴，但这些书家时时刻刻存在于民间，被广大爱好者所仰慕和取法。

官方书法和“民间书法”总体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存在一个模糊的边界，具体来看，则交叉覆盖，往往很难简单地划分论定，有时甚至还可能存在悖论。严格地来说，“民间书法”是一个历史范畴，风格跨度很大。篆隶楷行草的形成和演变皆源于民间。从这角度来看，民间书法是源，官方书法是流。官方书法不过是对民间书法加以收集、整理、规范而已。没有民间书法，官方书法就成为空中楼阁。没有官方书法，民间书法就会良莠不齐。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官方与民间两条发展脉络，尤其在书体和书风方面就表现的极其明显，如小篆和诏版，汉隶与汉简，汉篆与汉砖，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有效的张力。书法的发展真是得益于这种张力。

“民间书法”和“名家书法”实是一体二面，是两种不同的理解角度，并不是两种绝对不同的划分标注。名家书法通常也是经典书法，与官方书法大致相对应，但同样源于民间书法。很多经典书法最初都是无名氏，书家因为各种原因无法留名或者失传。如果放到当时的情境，应该也是名家之作。关键是没有媒介。书法与人的身份存在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一一对应。如果以书写者在民间或官方的社会身份高低尊卑去区分“民间书法”和“名家书法”，更是不堪一论。就好比陶渊明、八大、曹雪芹、蒲松龄等人的身份是民间的，但他们的艺术创造绝非民间的。总而言之，强调经典、名家、官方都是作为特指的范畴，只是身处某一立场时偶论，并不是强制标准，甚至包括一味强求“文人书法”也有偏颇之处，只能强调文化修养。民间并不是低端，更不是不是低级。书法家角色从来都是多样的，“人以字传”和“字以人传”的差别在于侧重人还是书法本身，终究是书法占主导地位，故而始终要以作品的含金量为标准。过去存在不同时代的不同风格，或者是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前提下的不同“流派”的讨论。所谓的经典书法、文人书法和民间书法，充其量只是出于某种标准而进行的分类，本身是息息相关的，现在却人为对立起来。时下的展览书法、学院派书法、江湖书法、现代书法以及各种旗号的“××书法”，价值观严重对立，已经变成了山头。

　　当这种区分有意从书法本身向人本身转变，各种外在操弄因素的干扰不断增加，功利性便凸显出来。到了时下媒体主导的世界，炒作因素更加明显。如果说，像唐代怀素有时进行“炒作”尚且需要依靠自身实力，现在则只需要误导和欺骗受众，迎合受众心理便足够了。于是乎，“民间书法”成为一个不断被解释出来的概念，变成一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迅速地空洞化，异化为人身攻击。有关“民间书法”的争论根本没有必要。无论是就书法家的身份还是取法资源来说，都不需要刻意强调。书法家的身份正在被淡化。书法从神性的时代到无名氏的时代，再从圣人的时代到平民的时代，不再是过去的文人为主，而是存在于社会各行各业的工农兵学商。取法的有效性和有益性才是判定和选择的标准。创造经典是书法家唯一的目标。任何一个成功的书家，取决于很多必然性和偶然性因素，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但不管如何，都与经典和民间不可分割。如果非得说，米芾是经典名家，徐生翁是民间书家，这样的分类是多么愚蠢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