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身处尼日利亚迈杜古里的Rukkaya和Hadiza正在课间休息。因为担心自己成为叛乱团伙的袭击目标，她们必须要将校服藏在塑料袋中。选自《教育遭禁》（Education is Forbidden）系列摄影作品。摄影：Rahima Gambo

我刚从萨格勒布（Zagreb）参加完Organ Vida摄影节回来。另一位在摄影节上发言的人是大卫·贝特（David Bate），所以不久前我刚刚看过他的文字。与此同时，我还在略微不安地阅读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的作品。贝特在发言时也提到过他。对我来说，表现的哲学是一个很难弄懂的领域。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从优秀的文字中受到启发。对我而言，主题是什么并不重要。我更容易被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诗所吸引，而不是被摄影理论的论文所迷住。可能这是因为我有文学方面的背景吧。

不说文字，我们只看摄影作品。有没有哪位摄影师让你第一次感到大开眼界，看到了媒介的力量？你有没有被震惊的瞬间，是否遇到过“颠覆性作品”？当时发生了什么？

1992年，马克·霍尔本（Mark Holborn）在伦敦巴比肯艺术中心的《威廉·埃格尔斯顿：古典与现代》（William Eggleston： Ancient and Modern）展览；2002年，南·戈尔丁（Nan Goldin）在伦敦白教堂美术馆的《魔鬼的运动场》（The Devil‘s Playground）展览；2002年，伦敦泰特美术馆（The Tate）举办的《残忍与温柔》（Cruel and Tender）摄影展。

前两场展览可能不言自明——两位摄影大师用照片再一次向我们展现日常生活。第三场展览是一个布展非常精妙的摄影师群体展。它不像如今很多展出那样太过追求概念性，进而导致布置痕迹过重。

要说摄影集，有三本让我印象深刻：理查德·比林汉姆（Richard Billingham）的《雷的笑容》（Ray‘s A Laugh，1996）；艾德·范德尔·埃尔斯肯（Ed van der Elsken）的《左岸之恋》（Love on the Left Bank，1954）；布鲁斯·戴维斯（Bruce Davidson）的《布鲁克林黑帮》（Brooklyn Gang，1959）。

第一本是“颠覆我认知”的摄影集。它证明只要有眼睛，你就能拍出自己喜欢的东西，并向大家传递你有多喜欢。这本书令我大开眼界，让我知道了摄影的无穷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