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宫武英殿正展出的“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世人看到了饱具文人之气、充满着爱国情怀、堪称传奇的张伯驹其人，同时更饱览了他终其一生收藏求索的国宝珍品书画作品。如陆机《平复帖》、李白《上阳台帖》、展子虔《游春图》等等，都是张伯驹在乱世中为了使这些世间罕见的文物“永存吾土，世传有绪”而做出的锲而不舍的努力。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的长河中，张伯驹是跨不过去的重要人物，他的鉴与藏，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收藏《平复帖》时，张伯驹为了阻止这件作品流入西方古董商之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终斥以巨资从溥儒手中购得此帖，完成了心愿。

晋 陆机草隶书《平复帖》卷

关于《平复贴》，对它的解读也是经历了千百年的研究与探寻。直到1942年，启功才在见得真迹之后，对《平复贴》做出了全面的释义，读懂了1700多年来的“字谜”。这件提到了陆机的三位朋友：彦先、吴子杨和夏伯荣的信件，用“草隶书”书写而成，也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在书法史中地位卓著。而这样一幅对照着译文也似乎无法认出来的字，要如何看到其精彩之处？这种“过渡”的字体，要以什么眼光来欣赏？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副教授邵彦认为，“隋唐以前是各种书体形成的阶段，在书体中有书风之别，但不是主要的；隋唐开始进入书风形成阶段，在追求风格变化的大潮流中，各种书体先后拥有过主角光环。简而言之，可以说唐代初中期是楷书形成风格的时代，是书法史的大段划分。”而为何这种风格的大规模变化会在唐代形成？邵彦从艺术史之外寻找到了线索，那就是唐代生活起居方式的变化。

“唐代除了在书法史上开启了风格史的新阶段，在社会生活史上也开启了一个新阶段，就是高足家具的时代。在亚洲东部，原来大家都是席地而坐，朝鲜人和日本人到现在还部分地保留席地而坐的古风，中国人是在古代唯一改变过起居方式的。席地而坐时期使用放在地上的几，或者放在榻上的小几，都很矮。纸绢可以铺在桌面或几面上写，但在这种高度关系下，人得弯着上身，很累，不能持久；另一个办法是可以把纸绢卷成筒，拿在手里悬空写，这种姿态开始时需要训练，但是习惯了就好了，而且轻巧省力，非常流畅。先秦到汉代的竹木简主要就是拿在手里书写的。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代，高足坐具从西亚、南亚传入中原。唐代仍然可以算过渡阶段，席地而坐方式和高足坐具并用，当然高足家具比起六朝时代更为普遍。相应地，桌子也加高了，桌面也相应地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