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定居在当地，粟特人逐渐涉足本地区的政治管理。这一点，通过考古发掘也可探知。例如，2004年对吐鲁番的交河古城沟西墓地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这是一康氏家族墓地，共有36座，墓中出土有波斯银币、仰俯式莲花纹陶罐（明显受汉佛教文化的影响），墓葬形制为斜坡墓道洞式墓，这是当地隋唐时期普遍流行的一种葬俗。出土墓砖五方，其最早纪年是麹氏高昌国延昌三十三年（593年），最晚是唐龙朔二年（662年），这五方墓志处于同一个家族的茔院，根据墓志铭文中出现的康□钵等特有的姓氏以及“胡兵将领”的官名可知，这5方墓志的主人并非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汉族人，而均系胡人，即源自中亚昭武的粟特人。另外，从墓志中出现“帐下左右”、“高将”、“内将”等铭文说明，这些粟特人在当地的政府中担任一定的军政官职。姜伯勤先生根据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高昌丑岁（617年）兵额文书》判断，在义和时期（614－619年）吐鲁番交河城在军事方面，“曾委与粟特人”。这一观点得到进一步证实。

如果说在十六国时期胡人在西域地区仅仅是做为奴仆、传教和经商的话，那么到了北凉时期，生活在西域地区的胡人便已经走向了政界的高官阶层，可以断定中亚地区的粟特人应在4世纪末五世纪初已经进入吐鲁番盆地，五世纪中叶粟特人便成为了吐鲁番区域内数量最多的外来少数民族之一，他们不仅在这里定居、经商，还从事军政界的管理。康氏家族墓的出现，进一步显示出胡人在西域的地位和作用。至于公元7-8世纪中亚地区的昭武九姓成群结队大量东迁，这些胡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移居西域地区，据《沙洲伊州志》残卷记载，蒲昌海地区的石城镇、新城、蒲桃城、萨毗城等，是“康国大首领康艳典”于“贞观（627-649年）中”率领东迁的粟特胡人，在原鄯镇废址上重建的；伊州地区（今哈密）的七城亦居住有以石万年为首领的石国移民。唐高宗时期，在播仙镇（今新疆且末）居住着以何伏帝延为城主的昭武九姓聚落，可以说在唐代，西州、蒲昌海、伊州、播仙镇、敦煌、甘州、凉州、长安、洛阳、盐州、云州、范阳、营州的柳城等地以及漠北回鹘汗国境内都分布有许多昭武九姓的聚落。这些东迁的九姓胡人除聚居在一处者外，更有一部分与汉族和回鹘人杂居，并有许多胡人与当地的汉人或回鹘人通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前人已有详述，在此不论。

中亚粟特胡人在丝绸之路沿线建立居民点并逐渐定居，与当地居民和谐相处，参与当地的社会管理，说明自汉代丝绸之路开拓以来，中国内地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已经成为一种稳定的经济构成，使中亚的粟特胡人感到从事联络中国内地到中亚、西亚乃至更远区域的商业贸易，是一种长期获利的事业；再者，汉唐王朝的强大、西域社会的稳定及规范的商业环境，使他们能够安心从事贸易活动。这些都是粟特人融入西域，并逐渐成为西域定居居民的大的社会环境和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