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在其生活的各个历史阶段，曾经接受过来自西亚的索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等。东迁入西域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什么特点呢？学术界对此展开了一些讨论，有学者对中国古文献记载中的“高昌国俗事天神”；“焉耆国俗事天神”；疏勒国“俗事天神”等现象进行了研究，提出“高昌之天神,即主要由粟特等胡人供奉的祆神”。1977年,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合撰《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文书概述》提出吐鲁番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指的都是祆教祠。王素在《高昌火祆教论稿》中,对这些吐鲁番新出土的材料做了通盘的解说，把属于麴氏高昌国时代的文书中的“丁谷天”、“胡天”、“诸天”、“天”,都解释为祆神或其祭祀场所。他还指出《高昌永平二年（550）十二月三十日祀部班示》中的“萨薄”,即高昌国专门管理和监督火祆教的官员。对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但笔者认为，高昌等地数量众多的粟特移民群体的存在，不可能不将其宗教信仰带入移居地。至于其所举行的宗教仪式活动的形式等，可能会受周边文化环境的影响有所变化。比如高昌地区发现的五胡十六国时期流行的“木代人”现象，与中原汉族早在原始时期就已产生，汉代流行很广的方术有关，也称“人形方术”，它可以替人死亡，可以代死者受各种惩罚。但吐鲁番地区75TAM90号墓出土九枚“代人”木牌，正面是汉文，背面以粟特字母拼写的古代突厥语kisi,经专家翻译大意为“人、仆人或妻子”。这种现象是否表明移居吐鲁番地区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上，也有所变化。

摩尼教也是粟特人曾经信仰的宗教。摩尼教早在3世纪末叶传播到中亚地区，在粟特本土有许多人信奉了摩尼教。据东西方学者对敦煌出土的摩尼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的研究，该经内容里有许多源自中亚的语言，其中就包括粟特语。而西域高昌是摩尼教传播的一个重要地区。虽然吐鲁番的摩尼教信仰，与回鹘人的迁来有关。但回鹘人在漠北信仰摩尼教，是受了粟特人的影响。在吐鲁番出土的《牟羽可汗入教记》（残本）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漠北回纥接受并尊崇摩尼教为国教的经过。在这个过程中，活跃在回纥汉国的粟特人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当公元779年，顿莫贺发动政变，杀死牟羽可汗自立，便“屠其支党及九姓胡几二千人”。九姓胡指的是粟特人。而粟特人如前所述，早已皈依摩尼教。虽然如此，但是摩尼教仍然在回鹘兴盛起来，回鹘在840年国破西迁后还遵奉摩尼教达三四百年之久。这足以说明，摩尼教在回鹘的兴盛并不只是统治者个人的作用，而是由回鹘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这种社会环境，当然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吐鲁番地区有大量的粟特居民有关。吐鲁番地区发现的粟特文文献中，有佛教、摩尼教、景教写经，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西域粟特人宗教信仰情况的复杂性。1981年，吐鲁番文物工作者在对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坍塌的土沙进行清理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三件粟特文书和五件回鹘文书，其中一件粟特文书经日本学者对其内容的释读和研究，是摩尼教东方教区的负责人写给本教区教主的信，信中有这样的话语：“又给于生命的王夷数，进而由各个时代的佛陀们，还有天使们、守护灵们，使全教会具备新的光荣和幸运……”在这段文字中，我们除了能体会到摩尼教的某些精神内涵外，还注意到佛陀、天使的名称也出现在摩尼教徒的用语中。而这封信是用粟特文写成的，有可能写信者就是粟特人。通过这些细节，我们推测高昌地区的粟特人，在宗教信仰方面也逐渐产生着融合的趋势。

本文第二部分中所提到的中天山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出土的公元7世纪末到8世纪初的粟特香炉，以及新疆和田、疏附县出土的类同器物上的浅浮雕图画，也能反映出西域粟特人在宗教信仰上出现融合趋势的一些问题。首先，中天山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出土的粟特香炉，其上的图案与疏附县出土的类同器物上的图案十分相近，除了连珠圈纹、圈内的大胡子人像头戴月亮宝冠、各连珠圈纹间隙中的忍冬纹外，还有环绕器物一圈的龙纹图像。而和田出土的同类器物，则有一种变化：即龙纹图像不见了，连珠圈内的人物虽然戴着月亮宝冠，但没有了大胡须，而且增加了女性人像，女性人像有佛教艺术中常见的头光。有人曾撰文解释说是印度的恒河女神。其对比材料是新疆壁画中的菩萨像。笔者认为，其实这是和田粟特人宗教信仰由祆教转化为佛教的一个端倪。

综上所述，粟特人因丝绸之路的开拓和畅通，在其沿线建立集聚点，逐渐发展到定居，参与当地社会管理事务。在西域各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艺术创作、宗教信仰的交流和沟通等方面，都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为西域多元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