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人对土陶烧制工艺和雕塑艺术，也表现出高超的才能。英国当代世界着名的伊朗学家玛丽·博伊斯，在其所着的《伊朗索罗亚斯德教村落》中的一段记载，对我们认识吐鲁番地区考古发掘所得的许多泥塑文物，有很大的启发。书中说，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信徒，在“年末举行的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节日，则有特殊的用途，除了庆祝无处不在的火的制造外，还庆祝万物的创造；其特别表现为用不同的原料制造万物的模型。……男孩子洗完脸和手，从村外的河岸上取回优质黏土，和上‘净’水，揉成均匀的大块。第二天当土块变硬时，全家人一起捏成自由站立的人物。牛、驴、绵羊等家畜的模型也深受欢迎，还常捏成驮着大物品袋和骑士的骆驼”。我们知道，粟特人作为古代印伊人的一支，也曾信仰过索罗亚斯德教（拜火教，在中国称作祆教），庆祝万物创造的文化风尚，可能也在其东迁后带到了西域。尤其是吐鲁番地区。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于1959-1975年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了1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精美文物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不同类型的木雕胡俑和泥塑胡俑。目前，新疆博物馆藏品中有：头戴翻沿尖状帽，深目高鼻，络腮胡，身穿翻襟长袍，脚穿长统靴的彩绘驼夫胡人木俑；有木身彩绘高髻泥头男俑、木骨彩绘双髻泥头女胡俑；木身戴圆帽彩绘泥头男胡俑；胡人首兽身镇墓兽和从事百戏杂耍男表演胡俑等。对这些俑的认识，过去学术界多是从艺术创作和欣赏的角度观察和评介的。其艺术创造主体是谁？艺术创造立意为何这些问题探讨尚欠缺。如果结合上面所提调查材料，我们推断，粟特胡人进入西域，可能将其庆祝万物创造文化传统带入，影响了西域艺术创造之风气。

粟特胡人在语言文字的传播和创造中，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首先表现在粟特人对突厥语文创造中的贡献。中世纪的粟特语，在丝绸之路上是作为国际语言流通的。位于西域北部的突厥汗国起初就是以粟特文作为自己书面文字的，后来突厥文的创造，也借鉴了粟特文中的阿拉美字母成分。在与中国内地的贸易交往中，粟特人也发挥了超越商业范围的许多文化媒介作用。在中国唐朝时期的西州地区（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吐鲁番地区）有许多从事语言文字翻译的译语人就是粟特人。他们还利用语言上的优势，充当外交使节，来往于诸国之间，比如，定居在中国酒泉的粟特人安诺盘托就奉西魏太祖之命首次出使西突厥。中国唐朝最有名的皇帝李世民在和突厥颉利可汗的使臣密谈时，只有一个名叫安元寿的亲信（他是粟特人的后裔）担任侍卫兼翻译。

上述事实表明，粟特胡人虽然是一个商业民族，在西域所从事的多是商业贸易活动。但由于其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在丝绸之路沿线各地甚至中原政府与各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中，他们中的精英充当了文化沟通使者甚至文化创造、传播者的角色。

国内外学术界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粟特胡人文化传播的状况也有帮助。《俄罗斯考古》1993年1期有篇题为“出土于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的公元七世纪末到八世纪初的粟特香炉”的文章，文中介绍在中天山阿特-巴西山谷中央西部，有一个着名的科硕伊-克尔衮古城遗址。在这个古城遗址的东北角，发现了一个陶质的粟特香炉。香炉口沿下的肩部，均匀地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插香孔洞。该香炉的腹部，有一圈浅浮雕装饰图案，以连珠纹组成基本结构框架，连珠圈内塑造着一个长着大胡子的粟特人侧面形象。考察工作确定阿特巴西古城的时代在7世纪末到8世纪。

这件粟特香炉的发现，为我们认识新疆境内的几件类同器物提供了依据。疏附县乌帕尔乡出土的“人头像残陶片”，上的大胡子侧面人像，风格与上述中天山发现的粟特香炉上的人像非常相像，其人像装饰在连珠圈内，连珠圈之间用忍冬纹填充，圈下方有葡萄叶纹装饰的情景也十分类同。发现于和田地区的三耳人物罐，也是在连珠圈框架中塑造人物形象，但这个罐子是塑造了不同的三个人物形象，其中一个，与上述两例上的人物造型相近，头上也戴着月牙冠。连珠圈之间，也填充着忍冬纹。这些材料进一步证实，在西域的和田、疏勒等地，也有粟特人的聚居区。这与学术界认为至少在七八世纪时，今新疆境内塔里木盆地周围的于阗、且末、若羌、龟兹、焉耆等地，都普遍有粟特人存在的事实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