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唐代的草书

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包括北魏、北齐、北周等，碑刻大为盛行，书法艺术进入了雄浑粗犷的时期。南朝包括宋、齐、梁、陈，则仍以墨迹和刻帖为主，今草由王氏后人王昙（王导曾孙）、王慈（王僧虔子）、王志（僧虔次子）等人，沿着王羲之、王献之的路子继续着。王羲之七世孙智永，临写梁朝集王字《千字文》八百本，是南朝至隋继承王羲之草书的代表性遗迹。

进入唐代，北碑演变为唐楷，出现了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以及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家，形成了唐人尚法的走向。

唐太宗李世民宝爱王羲之法书，传说曾煞费苦心赚得《兰亭序》真迹，死后随葬于昭陵，使这一书法神品永绝于世。李世民还令怀仁集王字成《圣教序》一册，他自己书写的《晋祠铭》也是王羲之风格的行书，开了行书入碑的先河。这些都说明，他以帝王的审美眼光，更垂青王羲之雍容华贵的行书。王羲之的草书，在《兰亭序》大行其道和唐楷正襟危坐之际，并不太时兴。

到了武则天垂拱三年（公元687年），有位孙过庭写了一册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书谱》，现在只能见到其上卷，文章是论书之作，笔墨则是学习《十七帖》的草书。这样，三百多年之后，王羲之草书的形质和神采在唐代重又闪烁出光辉。《书谱》的文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上努力再现王羲之，成为后人窥视与学习王羲之草书的门径。在尚法的唐代书坛，《书谱》使草书取得了应有的重要位置。

其后，唐朝出现了被称作“张颠素狂”的两位狂草大家。张旭，这位新的“草圣”，活跃于唐代中期。由于好诗书好酒量，被杜甫列入“饮中八仙”之一。传说常在酒醉之后以头发濡墨在墙壁上磨写狂草，也被称为“张颠”。历来对张旭的草书称颂很多，如宋朝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长史（张旭官职）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为神逸”。宋代《宣和书谱》中说：“（张旭）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书不合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者是也。”意思是张旭的草书虽然狂怪，但都合乎法度，可见张旭并不疯癫。张旭的草书出于汉张芝和晋王羲之、王献之，楷书也很精到，所以早有法度于胸，即使在醉酒后，方寸也没有乱，反而在兴奋中写出了气势跌宕的狂草大字。可惜，张旭盛名远播而书迹绝少，常被列举的《古诗四帖》草书墨迹，有的专家认为是后人之作，另一刻帖《肚痛帖》，是否张旭所书也说法不一。因此，对张旭狂草的成就，更多的是通过他人的诗文记叙来认识，少量书迹则只能作为参考。与张旭同列“饮中八仙”的贺知章，也是一位草书好手，留下了《孝经》墨迹一册，仍属于小草，而非张旭那样的狂草。

晚于张旭的另一位狂草大师怀素，被人称作“以狂继颠”，足与张旭并驾齐驱。不同于张旭的是，怀素留下了许多书迹，使人得以饱览狂草的万千仪态。怀素字藏真，湖南零陵人，生活在唐开元至贞元年间（公元725 ——758年），是“西天取经”的玄奘法师门人。他的书法学前人张芝和同代人颜真卿，自称观看夏云随风变化，顿悟草书三昧。怀素草书，在他生前和身后受到许多赞誉，如唐朝韩偓《题怀素草书屏风》诗：“何处一屏风，分明怀素踪。虽多尘色染，犹见墨痕浓。怪石奔秋涧，寒藤挂古松。若教临水照，字字恐成龙。”以形象的语言称颂了怀素草书生动如龙。在怀素的狂草代表作《自叙帖》中，也记叙了不少称赞其草书的诗文。怀素的狂草，在他在世时就已闻名遐迩，身后留下的传本墨迹和刻帖，更广泛流传，对后世的狂草书家有很大影响。传世作品有《自叙帖》、《圣母帖》、《藏真律公帖》、小草《千字文》、《苦笋帖》、《食鱼帖》、《论书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