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多苓 雪雁 纸本丙烯 15.5×23厘米 1984

1983年，《带刺的土地》和《天空下的孩子》相继创作完成，一种新的抒情语言初见端倪，凉山彝族同胞形象第一次出现在何多苓的作品中。与80年代大部分艺术家深入凉山采风进行创作不同的是，何多苓对于彝族形象的描绘，更像是一种对过往生活的“回望”，这种回望没有猎奇与夸张，没有过多地追求画面的强视觉和戏剧性。作品《冬》里，裹着厚厚的米色头巾的彝族少女，身披黑色的查尔瓦，几乎填满了整个画面空间，灰蒙蒙的色调放慢了现实的时间指针，似乎也暗藏着一种心灵的空旷与孤独。“我观察那么多彝族人，从来不会画彝族人的生活，不画彝族人本身，我完全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精神符号”〔4〕，在何多苓眼中，客观具象已经成为他塑造意象性“符号”的载体了。

显然，何多苓早期艺术创作深受美国现实主义画家安德鲁·怀斯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怀斯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受到推崇。与当时仍为主流的苏派写实主义不同，怀斯的艺术中，一种稳定、幽静、荒芜的风格深深打动了何多苓等一批当时中国的青年画家。当然，怀斯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视觉风格的传递上，更为重要的是，“怀斯艺术的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在写实中注重境界，是‘文革’以至‘文革’以前被中国画家所忽略了的”。在“风暴”过后，人们更加渴望安宁与平静，经历过那段不堪岁月的青年们，更加渴望在艺术中寻求慰藉与突破。前文提到，何多苓始终与“潮流”保持距离，在“怀斯风”遍及中国画坛后，何多苓开始有意摆脱这种画风，他“开始无声无息地、艰苦地寻找自己的语言”。〔5〕

1984年，作品《青春》以一种更为隐晦和冷峻的风格，预示着何多苓艺术风格的向前递进。这幅取材于知青生活的作品与《春风已经苏醒》和《老墙》不同，画面中主人公已经由农村少年变为知识女青年，飞鹰代替了之前画中的牛、狗、猫，作为象征性意象的鹰盘旋俯首翱翔在远处的山坡上，身着黄色军装的女知识青年坐在石头上，忧伤地望向前方，她被何多苓描绘成“一座在阳光下裸露的废墟，与风格化的土地、倾斜的地平线、翱翔的鹰一起构成一个既稳定又暗含危机的象征。这个象征符合对过去的追忆，又具有更为久远的冷漠的含义，超越时代与社会的非人化的泛神意识”。可以确定的是，彼时何多苓的思考中，现实的、直面的表达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透过那些细腻的、朦胧的画面笔触以及超然的情绪表现，实现了对传统观念的超越。